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务院的常务工作由先念同志负责，重点是抓经济工作。当时协助先念同志抓经济工作的有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同志，后来还有姚依林同志。国务院务虚会议是由先念同志主持召开的。谷牧同志自始至终参与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自7月开到9月初，由于时间比较长，是断断续续开的，其他副总理只能断断续续参加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在西黄城根九号院，是当时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临时办公地点。先念同志也临时住在那里。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遭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状态，国务院从1977年1月开始先后召开了外贸、计划、财政、粮食、银行等一系列工作会议，实际上是抓恢复经济的工作会议。其后，各专业经济部门也陆续召开了各自的工作会议。1977年下半年，还召开了全国物价工作会议。1978年初，先念同志和谷牧、叶飞、钱正英同志专程到葛洲坝水利工程工地，现场解决了工程中的问题；3月，又带十多个省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到山东近十个县调查了解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回京后又专门召开了水利农田建设工作会议；6月，国务院务虚会议前夕又召开了财贸大会。在这些会议上，先念同志的讲话鲜明地强调了这样几点：
一是要大家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经济抓生产，千方百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批判“四人帮”以革命压生产，批判“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强调要消除派性，指出经济部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会成为‘四人帮’所说的敌我矛盾”（见《李先念文选》第301页）。先念同志在建国后长期抓经济工作，深感各次运动抓阶级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过去他遵照中央和周总理指示的精神，强调过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同上，第140页），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能转过来。粉碎四人帮后，他在计划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很明显地表达了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从东北回京后重新正式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与先念同志的思想是相吻合的，得到了先念同志的完全赞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
二是强调当时经济待恢复性质，大有潜力可挖，提出必须抓经济效益，抓经济核算。批判“四人帮”“批利润挂帅”，强调“哪有搞经济工作，不讲核算，不讲成本，不讲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改善经营管理，实行“岗位责任制”，恢复大庆的“三老四严”，指出“管理属于上层建设，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对管理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产品质量次，不对路，费用高，劳动力用的多，是个严重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要求企业充分发挥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大搞技术改革，增产节约，扭亏为盈，加快工业增长速度，增加财政收入（见《李先念文选》第313页及1977年外贸计划、物价等会议上的讲话）。先念同志长期分管财政工作，特别重视经济核算和经济效益，强调要着眼于经济效益来改进经济工作。当时我曾听到过他反复讲以经济办法、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先念同志主持起草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时，就提出不要按行政区域，而是应该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先念同志在财贸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明确提出：“要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突破。长期以来提的是产品生产而不是商品生产，而且价值规律在“文革”中也已不再提到。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则更明确指出，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或用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的框架去束缚经济的发展”。这些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思路，固然听取和采纳了与会同志的一些意见，但不少思想先念同志也是早有酝酿的。
三是强调农业是基础，大力开展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强调要抓好“水、肥、土、种”，要求科学种田，搞一批“整地改土、田间配套、小型水利的骨干工程，建成大量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他强调在以粮为纲的同时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强调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一个字也不能少，要因地制宜，相应发展，并提出在农业投资中要提高对畜牧业的投资比例，在“大养其猪的同时，大养其羊，大养其牛”，“积极养兔、养鸡、养鸭、养鹅”，要充分利用海洋、滩涂、水面，发展渔业和其他水产事业。他提出，对不与粮食争地的土特产品可以提高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确定了几十种土副产品的价格放开的政策。先念同志特别重视水利工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最大的防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是先念同志亲自组织指挥建成的，至今仍起着极大的作用，1998年的大水灾更是一个考验和证明。当时长江的第一大坝——葛洲坝，是先念同志协助周总理负责复工建设的。1978年初，他到葛洲坝视察，第一期工程正在施工。他亲自到工地观看现场，听取介绍，强调质量从严“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质量问题，马虎不得。如果发生质量问题就是犯罪”。他在现场解决了工地需要的挖泥船、水泥等材料的供应，提出发电装机容量由221万千瓦增加到271万千瓦。葛州坝工程按照这个要求全部完成。现在建设投资已经收回，在发电、防洪以至对当前的三峡建设的支援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粮食问题上，针对1977年因灾减产，特别是让农民休养生息，先念同志采纳姚依林同志提出的进口粮食1000万吨的意见，同时酝酿提出提高粮食收购价30％（后来定为定购价提高20％，超购再加5％）并相应提高销售价格，征购任务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这在1979年都得到了实施。为改善和保障职工生活，他提出增加职工工资和物价补贴，使60％职工工资得到升级，生活稍有改善。
四是突出强调对港澳的供应，要抓紧抓好。由于“四人帮”的破坏，1976年我们对港澳供应所占的比重下降了，我们退出的部分被人家挤了进去。先念同志当时强调：“港澳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个市场我们应当占领，要放手搞，搞不上去脸上无光”，要求各地多贡献一点，努力保障港澳的供应。在1978年6月的物价会议上，他又提出要“解放思想、广开门路、增加出口货源，首先把广东的保安、珠海两地搞成外贸出口基地，千方百计占领港澳市场”。1979年初，交通部招商局驻港负责人袁庚同志提出要在深圳的蛇口搞工业开发特区，先念同志很快就批准“照此办理”。随即中央决定开放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先念同志长期分管对外贸易工作，对增加外汇收入、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发展出口生产基地等对外开放政策十分热心。国务院务虚会议是把引进技术、利用外资等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来讨论的。先念同志虽然没有去过深圳经济特区，但正如陈云同志在对先念同志的悼念文章所说他对深圳是十分关心的。
经过全国上下各方面的努力，1977年、1978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有比较快的发展，经济效益有较大的提高，1978年粮食生产超过当时历史的最高水平，突破6000亿斤。工业生产1977年增长14．3％，1978年增长13．5％。财政收入1977年增长12．6％，1978年又比1977年增长28．2％，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国务院务虚会议，就是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是各部委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直属办公机构的负责人，加上工作人员约六、七十人。每天一般只开半天会，半天各自回单位工作。开始是各部门发言，多数是汇报业务工作性质，从中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发言中大家都可以插话讨论，各种意见都有，围绕加速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讨论。会议比较有份量或有启示的发言有：胡乔木的按劳分配和按价值规律办事；姚依林关于进口粮食；谷牧关于访问西欧情况的讲话；袁宝华访问日本有关日本企业管理的情况和意见等等。会议开的时间虽然比较长，但比较活跃，许多同志还有未尽之意。中央的同志都认为会议开得比较好。叶剑英同志提出思想理论界也应照国务院务虚会那样开个务虚会。陈云同志则建议务虚会可再延长几天听听反面意见。当时务虚会上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反面意见主要是认为引进国外资金的规模不宜过多过大，要考虑国内的配套资金和承受能力。务虚会上许多好的意见，李先念同志在总结讲话中都予以采纳了。
国务院务虚会议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工作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也具有许多启示性的意义，对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有很好的影响。
一、在经济工作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初步突破了过去的一些条条框框，提出要改革一切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如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易体制，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强调要高速度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必须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等。这些都是长期受到“左”的干扰的禁区而不能前进的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讲到改革的一段话：“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基本上是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的原话。
二、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企业。指出“企业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必须认真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给企业以“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不能“把企业当作任何行政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拨动的算盘珠”，指出过去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大力发展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将来大的专业公司可能超过一个省，一个大区，超出中央一个部的范围，有的还要同外国合作经营”（见《李先念文选》第330、331页）。应该说，这些精神对当前的经济工作仍然有着实际意义。
三、强调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他指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绝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强调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要引进必要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制造技术。“引进的东西，我们要努力去消化它。发展它，争取创造出新东西”。“只引进不创造，社会永远落到别人后面。永远不能赶上和超过，那我们就是笨蛋，应该懂得四个现代化是买不来的。”（《李先念文选》第332页）在引进技术项目方面，他还总结了九条原则，包括不能重复引进。目前我国最大的最先进的钢铁企业宝山钢铁厂，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先念同志亲自决策引进、建设的。为了选址，1977年秋冬，先念同志还亲自到上海考察，了解填海打桩的情况，当时已打了几个桩是成功的。同时，他考虑到上海技术力量强、靠海运输便利、原材料供应有利等条件，就下决心在宝山建厂。关于利用外资，先念同志曾风趣地讲过“不用外资是蠢，滥用也蠢”。以后他在总结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后讲过，借外债“一要借得到”、“二要用得好”、“三要还得起”。现在看来，这三句话仍然是十分适用的。
应该说，国务院务虚会议当时的一些思路还不可能脱开计划经济的范畴，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这次务虚会议在我国经济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有同志提到过务虚会议上先念同志曾讲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话。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当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并没有清晰的定义。讲市场经济，大体上就是指集市贸易、自由市场，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后来比较明确地见诸于文字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些提法，先念同志与陈云同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历史上的缘由。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们就支持保留农民自留地，并主张保留私营零售、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文化大革命前，在克服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他们仍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的方针，就是对农民自留地、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应当让他们自由出售产品和商品。在1962年由先念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流通的三个渠道，就是国营、供销合作、集市贸易，一度还允许集市贸易进城。当时讲的两个市场两个价格，就是指国营、供销社是计划市场计划价格，集市贸易是自由市场自由价格。粉碎“四人帮”后，鉴于经济统得过死，集市贸易已基本关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况，就确定开放了集市市场。先念同志还提出，允许粮食在国家收购任务完成后的余粮也可以上市（见1978年的物价工作会议讲话）。其他统购的农副产品，在完成任务后也可上市。集市贸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发展起来，允许小工业日用品在集市贸易上销售，集市贸易又逐步恢复进城。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开展，工业品也由商业部门的统购包销转变成部分自产自销，后来发展成生产资料作为商品也可开设市场。这样，在物资上就形成国家必须掌握的重要物资仍以计划调配为主，其他物资和商品由市场调节的态势。这是从物资分配、商品流转和市场运行方面来讲的，反映到整个国民经济，当时认为按照有计划按比例来安排和发展经济是正确的，但是也感觉到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都按指令性的计划，不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经济必然搞得很死，因此提出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也就是要尊重价值规律。陈云、先念同志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思想，从当时经济的实际情况来讲是符合实际，是有指导意义的。
今年是先念主席诞辰90周年纪念，谨以此文诚表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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